掷出两枚六面体骰子，将所得的两个数值相加，其结果为6、7或8的可能性远大于
4或10。这是因为，有六种组合方式可以得到“7”这一结果，反之，只有三种组合方式才能得到“4”或“10”。右侧列出了全部
36 种可能的组合方式。1+1=2
1+2和2+1=3
1+3；2+2和3+1=4
1+4；2+3；3+2和4+1=5
1+5;2+4;3+3;4+2和5+1=6
1+6；2+5;3+4;4+3;5+2和6+1=7
2+6；3+5;4+4;5+3和6+2=8
3+6；4+5;5+4和6+3=9
4+6;5+5和6+4=10
5+6和6+5=11
6+6=12
转自：【努力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】-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(ndrc.gov.cn)
转此篇文章的目的，是想从本质上去理解低碳的重要价值，从源头上明白国家倡导低碳、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原因。
2020年9月2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全世界宣布，“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，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，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”。时隔一年，今年9月2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同样场合再次强调，“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、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，但我们会全力以赴”，充分表达了中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决心。近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》，对努力推动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进行全面部署。
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义重大
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。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，涉及供给、需求、资源配置、经济循环等方方面面，而绿色、低碳、可持续是其中的重要内容，也是新发展阶段、新发展理念、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。碳达峰、碳中和有利于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，建立清洁、低碳、高效、安全的现代化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，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，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。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愿景的提出将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提升到新的高度，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。
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、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、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，碳达峰、碳中和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。中国将碳达峰、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，有利于推动污染源头治理，实现降碳与污染物减排、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协同增效；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特别是由此造成的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，减少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；有利于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。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，将推动中国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。
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。当前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紧迫，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又一场严峻大考，需要世界各国协同行动、携手应对。2015年通过的《巴黎协定》指明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新努力方向，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，各国必须拿出务实举措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向国际社会作出2030年前碳达峰、2060年前碳中和的庄严承诺，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，将为全球能源与气候治理合作注入强大动力，为世界创造巨大的绿色低碳发展机遇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之举。
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路径
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。一是多元化发展非化石能源。锚定2030年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，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；坚持生态优先，科学布局开发建设水电站；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，积极有序推进核电建设；因地制宜推动生物质能、地热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。二是完善能源市场化机制。着眼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体系，加快构建和完善中长期、现货和辅助服务统筹协调的电力市场体系，进一步扩大市场化交易规模，不断释放改革红利。推动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和增量配电试点项目落地，推动电网企业剥离装备制造等竞争性业务。三是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。全力维护能源供需动态平衡，妥善应对处置能源领域突发事件，增强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化保障能力。
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。一是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。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，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。严格落实钢铁等行业产能置换政策，加大落后和过剩产能淘汰力度，持续推进处置“僵尸企业”，鼓励企业兼并重组。加强“两高”项目节能审查，把好新上项目的节能环保低碳源头关。二是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。加快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加快培育和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。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发展。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。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，培育两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。推动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相互促进，加快服务业创新发展和新动能培育。
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。一是突出重点领域。以冶金、建材、石化、化工、电力等行业为重点，扎实推进节能降碳工作。加大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力度，推动“公转铁”、“公转水”和多式联运，推广节能和新能源车辆。推动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，加快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，推进近零碳排放示范项目建设和碳中和试点示范建设。二是深入实施绿色化改造。充分挖掘存量空间，在节能降碳重点行业深入开展绿色化改造，优先选择化石能源替代、原料工艺优化、产业结构升级等源头治理措施，统筹开展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试点示范。在工业园区大力推行循环经济，鼓励资源综合利用，协同推进节能减污降碳。
激发绿色技术创新活力。一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创新。建立基于全球合作的低碳科技创新体系，推动高能效、资源循环利用、零碳能源、负排放等领域关键共性技术、前沿引领性技术、颠覆性创新技术的研发创新，部署一批具有前瞻性、系统性、战略性的低排放技术研发和创新项目，突破关键材料、仪器设备、核心工艺、工业控制装置等方面的绿色技术瓶颈，打造全球低碳科技创新中心。二是加速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健全绿色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体系，扶持初创企业和成果转化。引导各类天使投资、创业投资基金、地方创投基金等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。设置分类科学、合理多元的绿色技术评估评价体系，强化目标任务考核和现场验收，重点考核技术的实际效果、成熟度与示范推广价值。
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化机制。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。加强政府性资金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充分发挥政府性资金引导作用，带动社会资本投资。深化资源税改革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，完善环境保护税制，健全绿色低碳税收优惠制度。推进资源环境类价格改革，强化节能环保电价机制，完善差别化电价政策、峰谷电价形成机制、绿色行业用电支持政策。二是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。创新绿色融资产品和渠道，强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，创新环境权益金融市场。三是发挥好市场化机制的促进作用。统筹碳排放权、用能权、节能量、绿证交易、绿色电力交易等相关市场化机制，加强政策机制间有机衔接。
巩固提升生态碳汇能力。一是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。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；严格管控自然保护地范围内非生态活动，稳妥推进核心区内居民、耕地、矿权有序退出。二是巩固提升绿色碳汇能力。以林业和草原为重点，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，增加森林、草原、湿地等资源总量，增强生态系统功能，加强资源保护及灾害防控，协同做大碳汇增量；制定林业和草原碳汇行动方案，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；开展湿地治理与修复，注重湖泊、河口等淡水湿地资源的保护与恢复。三是大力开发蓝色、棕色碳汇潜力。开展海平面监测评估、蓝色碳汇研究及试点工作，推动海洋生态修复。有效发挥土壤、冻土的固碳作用，挖掘棕色碳汇空间，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。
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。坚持在多边框架下开展气候变化国际合作，积极推动《巴黎协定》全面有效落实。积极推动中美之间气候领域对话与合作，深化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。加强绿色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制定中国在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投资项目的应对气候变化指引，限制高碳项目投资，帮助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经济绿色复苏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。利用签署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契机，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贸易领域的全面合作。
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。一是加强宣传引导。利用网络、电视、纸媒等宣传载体，以及节能宣传周、全国低碳日、世界环境日等时机，搭建多层次、全方位信息传播渠道，做好公益广告和主题宣传，提升全社会绿色低碳意识，倡导简约适度、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。二是鼓励绿色消费。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、认证、标识体系，完善绿色产品推广机制，扩大绿色产品供给，提高节能低碳产品市场占有率。开展节约型机关、绿色家庭、绿色学校、绿色社区等创建行动，建立有助于绿色生活的政策和管理制度，形成崇尚绿色生活的社会氛围和消费习惯。
积极践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成效显著
能源结构持续调整优化。一是能源供给结构更趋合理。经过多年发展，中国能源生产和供应能力显著提高，能源供给结构持续优化，原煤占比从2015年的72.2%下降到2019年的68.6%，天然气占比从2015年的4.8%上升到2019年的5.7%，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占比从2015年的14.5%上升到2019年的18.8%。二是能源消费结构更趋低碳。积极推进节能降碳和大气污染防治，不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，可再生能源持续快速发展，风电、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，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2015年的12.0%上升到2020年的15.9%；煤炭消费占比从2015年的63.8%下降到2020年的56.8%。
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优化。在工业领域，“十三五”期间，中国钢铁行业提前完成1.5亿吨去产能目标，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高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下降3.0个百分点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升3.8个百分点。在建筑领域，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。截至2018年底，全国城镇建设绿色建筑面积累计超过25亿平方米，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民用建筑比例超过40%。在交通领域，企业运转更加高效，绿色公交普惠民生。2019年，监测的城市公交企业百车公里单耗从2015年的48.9千克标准煤降低到38.1千克标准煤，下降了22.1%；全国拥有公共汽电车69.33万辆，其中纯电动车占比从2016年的15.6%提高到46.8%。
节能低碳新技术、新装备普遍推广。截至2019年底，钢铁行业大中型企业中，干熄焦技术普及率从2005年不足30%提高到92%以上；水泥行业低温余热回收发电技术从2005年开始起步提高到80%以上，第一代新型干法水泥技术推广率达99%，目前已研发示范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技术；电力行业300MW以上火电机组占火电装机容量比重由2005年的47%上升到81%，钢铁行业1000立方米以上大型高炉比重由2005年的21%上升到50%，建材行业新型干法水泥熟料产量比重由2005年的39%上升到99%。有关部门和机构积极推广节能低碳技术产品，发布了多批次、多领域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和典型应用案例。
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稳健发展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。中国碳市场从无到有、试点先行、区域起步、稳健发展，经过多年实践探索，2021年7月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，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超过2000家，涉及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，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，中国碳减排进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。
有助于节能降碳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。持续完善节能降碳领域的财政、税收、价格政策，建立健全用能权交易、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市场化机制；绿色金融从无到有、快速发展，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助推器。截至2020年末，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，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；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，居世界第二。强化节能领域事中事后监管，累计对2万家以上高耗能企业实施节能监察，主要高耗能行业基本实现全覆盖；加快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体系建设，提高能源管理精细化水平，促进互联网与节能工作深度融合，提高节能宏观调控能力；连续实施“百项能效标准推进工程”，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整体协同推进，国家节能标准体系不断完善。
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。与各方一道积极推进《巴黎协定》实施细则谈判，推动建立公平合理、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。积极参与双边、多边国际能效合作，推动落实《G20能效引领计划》。加强与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秘书处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联合国粮食计划署、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领域的交流合作。在北京成立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国际联盟，促进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。进一步提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应对气候变化、促进绿色发展中的作用，通过资金动员、能力建设、促进技术转让等方式，帮助各成员国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。 来源：《红旗文稿》 （作者：史作廷 国家节能中心副主任；时希杰 国家节能中心综合业务处处长）
季历，姬姓，名历。季是排行，所以称季历，尊称公季、王季、周王季。周太王之少子，周文王之父，周武王和周公旦之祖父。
季历接位后，师承古公亶父遗道，笃于行义，领导部落兴修水利，发展农业生产，训练军队，又与商贵族任氏通婚，积极吸收商朝文化，加强政治联系。在商王朝的支持下，他对周围戎狄部落大动干戈，不断提高军事实力。商王文丁时，受封为“牧师”，成为西方诸侯之长。后因权重遭忌，被文丁软禁绝食而死。
季历，本名历，名字之前的“季”字，古代以伯、仲、叔、季来表示长幼次序，即最小。他是古公亶父第三子，母亲叫太姜，周文王之父，其兄太伯（泰伯）、虞仲。
据《史记》的《周本纪》和《吴太伯世家》记载，周部落的开基之祖古公亶父觉得自己的少子季历最为贤明，更为可贵的是，季历的儿子姬昌有圣瑞之兆。古公亶父赞叹道：“我的后代当有成大事者，大概就是昌吧？”太伯和虞仲知道古公想立季历，以便将来能传位于昌，所以两人便逃亡到了荆蛮，按当地风俗身刺花纹，剪短头发，而让位给季历。
殷王祖甲二十八年（约前1231年），季历即位，他即位后称公季，周武王灭商后追尊为王季，也称周王季。而太伯和虞仲后来在太湖流域创建了吴国。他秉承古公遗道，治理周宗，发展农业，推行仁义，使周逐渐强盛，诸侯很多都归顺了他，商王承认季历做西方霸主，号称西伯。
在商王武乙时，周部落和商朝建立了友好关系，又与商朝贵族任氏通婚，娶太任为妻室。积极吸收商文化，加强政治联系，同时他还对周围戎狄部落大动干戈，不断扩张军事实力，使周部落成为商朝后期在西方的一个强大的部族。他在商王武乙的支持下，对今山西境内的戎狄部落展开了进攻。
据古本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：武乙时代，季历曾“讨伐西落鬼戎，俘虏了十二个翟王”。
文丁四年（约前1108年），他又领兵先后征伐燕京之戎，余无之戎，文丁七年（约前1104年）破始呼之戎，十一年（约前1099年）打败了翳徒之戎，多次立下了战功。商王太丁（文丁）因而封季历为商的“牧师”，即商朝西部的众诸侯之长。
季历率众击退周围的游牧部落，缴获了大量的财物，俘虏了许多俘虏，成为了显赫的大家族，巩固和发展了周部族在渭水中游的统治，许多诸侯前往归顺，使周成为商西部的一个强大的方国，并与挚仲氏联姻，势力发展到今河南西部。
周的强大引起了商的不安。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族势力，以封赏为名，将季历召唤到殷都，名义上封为“方伯”，号称“周西伯”，实则软禁了一段时间后将其杀害。
季历在位期间，笃于行义，领导部落兴修水利，发展农业生产。
商王武乙时期（约公元前12世纪），季历率领周军，进攻西落鬼戎（今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）的战争。
季历继承父王古公遗业，开拓疆土，国力大为增强。西落鬼戎是北方强悍的游牧部族鬼方的一支，分徙西部，经常侵商、攻周，掠夺人畜财物。武乙三十四年，季历先朝拜商帝武乙，得武乙赐地三十里，玉十珏、马八匹；并娶商境内挚国任姓女为妻，得到商朝的支持。三十五年，季历便调集大批周军，进攻西落鬼戎，一举击败西落鬼戎军，俘获其20个部落首领，保卫了周国的安全，确保了商朝西部的安宁。
古公去世后季历嗣位，修古公遗道，与商王朝贵族通婚，积极吸收商文化。从而促进了周部落社会经济发展，壮大了周的力量。
周羌联盟进一步巩固。殷商对此无可奈何，转而采取牵制、笼络等办法，将事实上已成为周人家园的岐邑赐给季历，以便利用季历对付已与殷商恶化了关系的戎狄。
司马迁《史记》：公季脩古公遗道，笃於行义，诸侯顺之。
季历的妻子太妊是一位品格高尚的妇女，她和季历一样很讨古公的欢喜。一年秋天，太妊生了个儿子，不知什么人放了一只鸟儿，恰巧这只红色的鸟儿落在了太妊屋子的窗户上，嘴里还衔个写满祝贺文字的缣帛，上面写着“平时处事以小心谨慎压抑住疏忽怠惰，才能保证事事成功。如果疏忽怠惰压住了小心谨慎，事情就要遭到失败。做事情不努力争取做好，就要前功尽弃。而小心谨慎，自强不息才能千秋万代不出漏子！”
古公见季历和太妊生儿子带来了“祥瑞”，心中十分欢喜，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叫“昌”，这就是后来的文王姬昌。姬昌一生下来就聪明异常，而且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颇有伟人气质、王者风度。因有圣瑞，周太王古公亶父对姬昌这个孙子另眼相看，宠爱有加。
太王曾传言：“我世当有兴者，其在昌乎？”按当时氏族的传统，王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。姬昌的父亲季历排行最小，无资格继承王位，这样姬昌也就没有继承周家天下的机会。古公亶父既不愿违背氏族的规范，又为自己不能按心意传位而十分苦恼，终日双眉紧锁，郁郁寡欢。他为了把王位传给昌，想让这个孩子的父亲先继承王位，再由昌正式当周国的君主。古公故意给三儿子取名为季历，“历”就是经历的意思，表达了他想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过渡以后，再把君位传给昌的意思。
太伯和虞仲理解父亲的心意，便假托为古公采药，跑到了南岳衡山，又从那里跑到了远离周原的荆蛮。在遥远的蛮夷之地，他们断发文身，改从少数民族的风俗，当地的人民拥戴太伯为首领，在吴地（今江苏无锡）修建了城邦，建立了国家，成为吴国的始袓。古公病重时，太伯和虞仲曾回来探望，季历再三让位于太伯，太伯坚持不受，太伯多次避让不成，只好带着弟弟虞处再次逃回荆蛮吴部落中。
太伯、虞处易服毁容，完全改从吴人文身断发的习俗。在以礼义文明白诩的周人看来，只有遭刑罚的人才断发文身。太伯出逃时曾传话说：“我已到句吴，改从吴人断发文身之俗。我已成刑余之人，再无资格当宗庙社稷之主了。”
古公死后，季历继承了君位。他对内继续执行古公时实行的发展农业的政策，对外争取团结各国诸侯，周族的力量渐渐发展强盛，先后打败了西部鬼戎、始呼之戎、翳徒之戎，基本上击退了来自西北的游牧部落的威胁，巩固了周人在渭水中游的统治。
那时，季历为了争取强大的商王朝支持，在商王武乙三十四年与商王朝改善了关系，亲自到商都朝歌去觐见武乙。武乙十分高兴，赏给了王季30里的大片土地，还赏给他10双美玉做成的大璧和8匹好马。季历有了商王朝的支持，开始对长期欺侮他们的戎狄进行反击。在与商王朝恢复关系的第二年，也就是武乙三十五年，周王季历率领军队征伐西落鬼戎。西落鬼戎的不少部落被周人打败，12个部落的首领做了俘虏。季历出师告捷，不仅一洗多年受戎狄欺侮之耻，而且获得了大片土地和大批奴隶，使国力得到了加强。
文丁继位之后，因为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神职人员，所以对于西方的周部落，继续沿袭武乙时期的怀柔政策。周侯季历一看形势有利，就不客气了，出兵征伐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，余吾戎败而降周。季历向文丁报捷，文丁闻报非常高兴，嘉封季历为“牧师”，牧师是地方伯长的意思，专征伐权。季牧师于是征始呼戎，始呼戎又败而降周。过了几年，季历再次打败了翳徒戎，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送到朝歌，向文丁献捷。文丁看看季牧师越来越厉害，感觉不是好事，干脆突然下令将季历囚禁。季历本来没有叛商的想法，一气之下就死在商都朝歌。《竹书纪年》上说的“文丁杀季历”，就是这回事。
祖父：公叔祖类
父亲：古公亶父（周太王）
母亲：太姜
兄：吴泰伯、仲雍
太任：挚任氏部落首领的次女
孙子：伯邑考、周武王姬发、管叔鲜、周公旦、蔡叔度、曹叔振铎、郕叔武、霍叔处、康叔封、冉季载、姬颖等
选立之谜
周武王克商以前，周族的君位继承制度为何？季历因何被选立？前贤对此说法不一。
古公有三个儿子：太伯、虞仲、季历，但选择了季历作为储君。于是“长子太伯、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，乃二人亡如荆蛮，文身断发，以让季历”。如上所言，太伯、虞仲既未即位，亦未被立为储君。
《左传》有另一种说法，僖公五年宫之奇对虞公说：“太伯虞仲，大王之昭也。大伯不从，是以不嗣。……”依宫之奇之说，太伯未继承君位是因不从父命。那么反过来说，如果太伯遵从父命，便可以继父君位。
大部分学者认为，《左传》之说是对的，《史记》所说“以传昌”是、而“立季历”非。依殷礼，太伯、虞仲与季历均有依次继位的权利。只是最后由谁传子古公有自己的想法：依次传弟，最后由季历传位于“圣”孙昌。“大伯不从”正是这后一点，他与虞仲不愿做过渡式的君主，便一起出逃，连君位也不愿继承了。
皆为太王嫡子的太伯、虞仲、季历，均曾预立为储君，方式是以次相承。这一推论可从《逸周书·世俘解》所述周克商不久的祀制中得到证明。
为什么古公决定兄弟相及至于季历，最后传位于季历之子昌呢？《史记》谓古公察小孙儿昌有“圣瑞”当兴。《周本纪》曰：
太姜生少子季历，季历娶太任，皆贤妇人，生昌，有圣瑞。古公曰：“我世当有兴者，其在昌乎？”《吴太伯世家》亦云：
季历贤，而有圣子昌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。依《史记》所言，季历贤，季历妻太任为贤妇人，特别是其子昌为“圣子”，有“圣瑞”，振兴周邦者在于昌，故欲以殷礼让三子兄弟相及于季历以传昌。“圣子”、“圣瑞”之说，清人崔述已怀疑过，难以置信。崔述：《丰镐考信录》卷8。是的，小小的幼婴能有什么“圣瑞”？但如果我们不从品质、德性方面考虑，而从出身方面看这一问题，便知称昌为“圣子”、有“圣瑞”之说亦有来由。这就是季历妻、文王母太任来自殷商，季历因妻而显赫，文王昌因母而显贵。文王虽小却擅有“圣”号，与他出身有关，因他是“大邑”商族的外孙。
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中周人盛赞先妣挚仲氏太任与先祖季历的婚事：
挚仲氏任，自彼殷商，来嫁于周，曰嫔于京。乃及王季，维德之行。太任有身，生此文王。王季之妻、文王之母太任是从挚仲氏娶来，《诗经》明谓她是殷人商族。然后儒传注正义均以为太任是夏车正挚仲氏之后，任姓。笔者以为此说不可信。《大明》诗中所说“挚仲氏任”不是夏族挚氏，而是商族挚氏，大邑商畿内殷人氏族。笔者以为“挚仲氏”之“挚”当是《逸周书·商誓解》中商邑的“执”氏，裘锡圭先生说：
《商誓》开头一段里提到的“伊旧何父几耿肃执”，似是商邑的一些大族的名称。肃疑即殷民六族中的萧氏，几疑即殷民七族中的饥氏。裘锡圭：《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》，《文史》第17辑。裘说是对的。同样，《商誓》头一句中“执”也应是商邑的大族之后，笔者以为“执”应是《大明》诗中“挚仲氏”之“挚”的借字，而“挚仲氏”盖是从挚宗族中分化出来的子氏族。季历之妻是商邑殷民挚族，这正与顾颉刚先生所论同：“所以王季的妻就从殷商嫁来，虽不是商的王族，也是商畿内的诸侯之女”顾颉刚：《〈周易卦爻辞〉中的故事》，《顾颉刚选集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。
季历之妻、文王之母挚仲氏是商邑大族，是显赫的贵族。《诗·大雅·大明》怀着满腔的激情盛赞这桩婚事。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称“季历贤”，《周本纪》谓其妻太任为“贤妇人”，子昌（文王）为“圣子”，具有“圣瑞”，其实质问题都是因季历之妻家、文王之母方是商王畿内氏族显贵。这一联姻抬高了季历在周族中的地位，而古公在选嗣位人时不能不考虑这些重要因素。这就是太王让太伯、虞仲、季历三子以兄弟相及的方式继立，最后传位于幼孙昌的原因和背景。而且君位传季历以至其子昌，也的确迅速地抬高了周族在方国诸侯中的政治地位。如果我们用联姻的氏族在等级嗣承制中起的作用来分析这种情况，问题则会更为显豁、分明。
引自：季历(商)、商容(商)、比干(商) – 知乎 (zhihu.com)
季历：季历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幼子，武乙时继位为周侯。商王武乙授季历征伐之权。季历率兵西灭程(今陕西咸阳)、北伐义渠(今宁夏固原)，生擒义渠首领。武乙末年到殷都朝贡，武乙赐土地三十里，美玉十双、良马十匹。次年，季历又征伐鬼方，俘获大小头目二十人。文丁（太丁）为商王时，季历又率兵征伐余吾戎(今山西长治市西北)，迫使其归服于周。文丁任命季历为殷牧师，执掌商朝西部地区征伐大权。其后，季历东征西讨，声威大振。文丁为此感到恐惧，决心遏制周的发展。季历到殷都献俘报捷，文丁大为犒赏，加封季历为西伯，使季历毫无戒备之心。当季历准备返周时，文丁突然下令囚禁季历。不久，季历死于殷都。因此古书说“文丁杀季历”，就是这回事。而季历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西伯侯姬昌，继位之后，昼夜磨牙，最终成为未来商朝的掘墓人。
文丁杀季历的作法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，相反，周人与商朝的矛盾日渐加深。并且文丁时代连年遭遇自然灾害，王畿地区的洹水“一日三绝”，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。更让商朝头疼的是，文丁死后，东夷的“人方”再次叛乱，文丁的继任者“帝乙”为了不至于东西受敌，就把文丁一个幼女，嫁给了姬昌，向姬昌所代表的周人致歉，《诗经》在描述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中，创造了“天作之合”这个词。商王帝乙缓和了与周人的矛盾之后，平定了东夷的叛乱。
周部落一直想与商朝王族联姻，其原因就在于：王族贵戚可以取而代之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中描述：对于君王犯错误后，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开始对待的方式相同，都是进谏。君王不听，最后处理的方式就不同了：异姓之卿只好失望地离去，而贵戚之卿则可取而代之。孟子所言正好反映了早期国家贵族专政时期的特点。周文王、武王奉天命革殷纣王之命。在当时百姓看来，王位君权的更替是同姓王族、贵戚之间的事务，外人不得插手染指。因此，文献中称周人革命是“改”，是“代”。周文王是受命之君。这就是季历、文王相继与商王族通婚的原因。
商容：殷纣王时期主掌礼乐的大臣，著名贤臣，因为不满纣王的荒唐暴虐，多次进谏而被废黜；据传他曾经试图用礼乐教化纣王而失败，逃入太行山隐居。周武王灭商之后，欲封商容为三公，他推辞不受，武王就赞扬商容之闾以示对忠臣贤者的尊敬。
比干：商王文丁的庶子，商王帝乙的弟弟，商纣王帝辛的叔叔，殷商王室的重臣。比干幼年聪慧，勤奋好学。辅佐商王帝乙，而后作为托孤大臣，辅佐商纣王帝辛。历经两朝，忠君爱国，敢于直言劝谏。从政40多年，主张发展农牧业，提倡冶炼铸造，富国强兵，成为“亘古忠臣”。帝辛二十九年（公元前1047年），去世，终年六十四岁。关于比干之死，确实是纣王所杀，但不是剖心而死。武王骑兵，纣王带领死刑犯御驾亲征到卫辉，于是比干急忙赶赴卫辉，劝解纣王不要硬来，要固守等待援军。可是当着士兵就把话说出来了。御驾亲征打的就是一口气，这仗还没打，比干就扰乱军心，纣王一听大怒“比干临阵扰乱军心，当斩立决！”比干就这样死在了卫辉。
